虽然不排除这种客观法义务具有再主观化的可能，但基本权利作为客观法的预设，决定了客观法义务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基础。

科技进步推动了传统权利主体、客体与内容的更新，同时也促动着新情境、新领域中的权利发展，拓宽了新兴权利研究的主题。在上述基础上，若跳出具体场景而从一般角度看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问题，能够发现有两项制度可在信息权益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告知—同意制度，通过强化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细化告知的内容、形式与标准等是进一步实施该制度的关键。

虽然社会权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享有，但基于个体间行为能力的差别，一些内在能力较弱的社会成员更易受到外在制度或境遇的影响而成为社会弱者。除不同领域或场景外，特殊群体的信息权益保护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开展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其必然要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境、新问题予以关注和解释，对新兴权利的研究也不例外。由此观之，有关新兴权利理论证成问题的解决，其关键点在于把握权利证成的内在理由，并需要在此基础上厘清适当的证成路径和证成标准。为此有学者指出，应将数据利他理念融入数据确权，对非开放的数据以知识产权法予以保护，对不构成知识产权的数据以所有权+用益权的方式确权。

还需注意的是，今后的新兴权利研究应从广义的角度展开，即在挖掘与时代主题相关的新兴权利问题时，不能只关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权利类型，而更要关注新的时代背景对于传统权利所带来的新改变，不仅包括对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的改变，而且还包括对权利本身所赋予的新的时代精神与时代意涵。如何在民生视角下理解老年人福利权体系的基本内容，并积极推动老年人福利权体系的构建与运转，均是在新的制度环境与实践语境下实现老年人权利保障的新议题。在具体明晰该类教育活动的内容事项、形式要求、时间计划安排与活动考评要求的前提下，主要通过理论宣讲、组织生活与在线学习培训的方式，来潜移默化地实现党员对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的高度认同[lxxi]。

主要包括带头人的来源结构、兼任事项、职业发展、物质保障等二级指标要素。依循《党章》第1章对党员事项的全面指引，可考虑从使命性认知与知识性认知这两个方面来设定所涉身份自觉规范的核心事项。[xliii] 本报评论员：《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6日，第1版。其二，就调适状态下凸显有效性的自我规制而言。

[xxi] [英]罗伯特·鲍德温、[英]马丁·凯夫、[英]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李鸻、安永康、卢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81页。基于此，在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类型化阐明组织领导法规的制定权限事项表达要旨，有助于描述相应党内法规规范在政党自我革命维度的特有属性，并为后续元规制层面的思想领导法规研究提供所需检视样本。

有必要厘清四个意识的思想内涵与内在逻辑关联，明确其从政治方向、立场、要求与素养这四个方面对执政党成员所设定的具体要求。最后，培养选拔领导干部面向的组织建设绩效规范事项。主要包括服从意识、保持一致意识、执行检查督察等二级指标要素。基层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功能定位[lix]即是基层组织建设面向的核心规范事项。

（二）党的干部的身份特点识别规范事项 党的干部的身份特点识别规范事项旨在通过作为核心组织成员之党的干部对党员普遍意志的吸纳乃至提升定位，来为共识决策提供集中的特殊意志审议决断。[xxxvii] 宋华琳：《中国行政法学分论研究：体系、课题与立场》，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xxix] [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一）党员的身份自觉规范事项 党员的身份自觉规范事项旨在通过统一作为基干组织成员之党员的认知、角色与情感[lxvii]意识，来为共识决策提供民主的普遍意志表达基础。

有效性是科学化体系架构的目标要旨。[xx] [美]弗莱蒙特·E.卡斯特、[美]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傅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lxvi] 孙敏：《组织身份认同的经济机制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lxxv] 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载《当代党员》2019年第3期。

[xvii] 赵谦：《论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的共同体属性》，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7期。活动对组织成员、组织本身及社会产生结果[xix]。[l] 唐皇凤：《新中国60年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及理性审视》，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年制定，2014年、2019年修改）作为培养选拔领导干部的基本遵循，为确立该面向党建责任综合绩效工作模式[lx]提供了系统、全面的规范依据。该类效率型策略既应强调本身是试错的、临时的、有可能很快变更的断然防御[xxxi]之决策调整要义，也应凸显有助于提高决策获得支持的可能性，降低决策的执行成本[xxxii]之请求式过程公开要义。其五，干部人事管理评价指标。

另一方面，专业性面向的身份特点识别规范事项。[xxvi] 金自宁：《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4期。

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第9条、第11条、第12条就所涉教育事项予以了专门规定。遵循‘政党嵌入和‘体制吸纳的双向路径[xlvii]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即是组织制度维度的核心规范事项。

应基于此，从实现党员民主权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lvii]等方面，来具体明晰该类事项在党的科学领导、党员主体地位和权利、党代表大会和党内选举、党内民主决策、党的集中统一这五个方面的评价指标设定要义。[lxxvii] 赵谦：《执政不作为治理研究》，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12期。

[xlii] 蔡文华：《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时代要求与发展路向》，载《探索》2019年第4期。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宣传、贯彻、团结与动员职责履行，切实推动执政党以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为主要形式的组织化调控[l]机制确立。[lxx] 孟献丽、郝玉洁：《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员身份自觉的实现》，载《中州学刊》2019年第3期。应通过执政党在组织建设体系、实效上的革新性规范表达，来切实指引党的代表能够以国家代表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贯彻党的治国主张[xii]，最终外化至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组织架构而予以检视。

应基于此，具体明晰该类事项的功能要义、组织关联命题与建设进路。主要包括德才标准细化、德才标准执行等二级指标要素。

应基于科学构建党内法规自律性规范体系的革命目标引领，运用科学化体系架构面向的自我规制策略，来完成执政党组织领导法规的规范属性识别，以阐明该类法规制定权限事项的表达要旨。有必要从积极规避动力、能力、担当之执政不作为现象[lxxvii]立场出发，来着力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lxxviii]。

最终基于特定革命目标，在规制者实施命令的行为过程中，尝试建构一种有机、有序的网状交往结构。设置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革命目标旨在基于实现有序同心圆式依宪执政的现实考量，来科学构建党内法规的自律性规范体系。

[xxvii]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lxxx] 赵铁锁、秦明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干部教育述论》，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此外，还应围绕执政党的总体战略布局、重大决策部署，立足于问题、实践导向下的务实管用专题，来设定专业化能力培训的内容事项。命令即是相关规范性文件所设定的制定党内法规规范的标准、手段与目标。

一方面，有效性架构引领下的自我规制策略。注释： [i]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童彬：《党内法规制定权和程序机制研究——以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党委制定党内法规为例》，载《探索》2018年第2期。有必要通过行为学、身份经济学[lxvi]维度之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型塑，来推动执政党成员意识、意志的自觉统一与吸纳，从而切实提升各级党组织的共识决策水平。

主要包括党内事务党员参与、党内情况通报、党务信息对外公开、党员意见表达、党内民主讨论与监督等二级指标要素。[lviii] 牛余庆、王建政：《关于建立科学的党建工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思考》，载《岭南学刊》2011年第1期。